例如，梁漱溟就写道：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于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杀。
新学伪经说孔子改制说虽然非常大胆，也非常极端——按照康有为的说法，古文经是刘歆伪造的，服务于新朝，今文经是孔子创造的，以能改制，中国的传统经典皆是孔子和刘歆两人伪造出来的，中国的早期历史也是由他们两人伪造出来的——但若从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来看，两说皆是思考与探索的过程，而非为最终的结论。若以康在槟榔屿、大吉岭时期（即戊戌之后）的著述，来说明戊戌时康有为思想，是不可能精确、不可能具有说服力的。
这一段话，正是大同三世说的核心内容。至其自今以往，同归民政，所谓及其成功一也。根据《孔子改制考》，孔子创制立教的工作主要是两项：一是创制经典，二是传教于门徒。（《湖南时务学堂初集》，第二册，《札记》卷一） 师生所言的内容，皆是大同三世说。然则，圣人之意其可得见乎？书者，六经也。
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称： 尧、舜为民主，为太平世，为人道之至，儒者举以为极者也……孔子拨乱升平，托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尤注意太平，托尧、舜以行民主之太平……借仇家之口以明事实，可知六经中之尧、舜、文王，皆孔子民主、君主之所寄托……《春秋》始于文王，终于尧、舜。《礼运注》的成书年代也有点问题，现有的证据说明，该书也是康在大吉岭时完成的。但是汉军方面也并非无间隙可乘。
有了势，那是顾盼自雄，不可一世，攻必克，战必胜，守必固，排山倒海，势如破竹，像股票市场上的强力股，一个劲儿地飙升。用兵之钤键，制胜之枢机，这是古人对奇正地位与价值最富有诗意，也是最到位的总结。当时，在黄河北岸，尚有代（今山西北部）、赵（今河北南部）、燕（今河北北部）三个割据势力。井陉口道路狭窄，车马不能并行，它的军粮一定在在后面，请您让我带领奇兵三万人马从小道出击，去夺取汉军的辎重，切断韩信的粮道，您自己带领赵军主力做到深沟高垒，坚决不出战。
但是当把赵军诱引到阵前进攻时，汉军三军一人，全力抵抗赵军的强攻，则背水阵乃由奇转变为正了，此真可谓奇正合宜，应变弗失，百战百胜之道也（明太祖宝训卷5，《谕将士》）。这样一来，必能使得韩信求战不能，后退无路，不出十天，就可以打垮汉军，把韩信和张耳的首级拿回来。
军事战略上有一套正确的指导思想，所以得以牢牢掌握着楚汉战争的主动权，一步步消耗项羽的实力，蚕食项羽的势力范围，由战略上的劣势地位转化为优势地位，赢得了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为此，孙子曾用十分形象的比喻来说明势的特征：势就是转动大石头从万丈高山顶上推滚下来，或者是像湍急的流水以飞快的速度奔泻，以至把河床上的石头给冲得飘浮起来，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就是现在河北获鹿西十里的土门关，在它以西，有一条长约百里的狭窄驿道，易守难攻，不利于大部队的行动。凡阵者，所以为兵出入之计。
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孙子兵法·势篇》）在孙子看来，一名将帅如果能够根据战场情势的变化来灵活理解和巧妙运用奇正战术，真正做到战术运用上正面交锋与翼侧攻击浑然结合，兵力使用上正兵当敌与奇兵制胜相辅相成，作战指挥上遵循常法与新创变法互为弥补，那么不管怎样强大的敌人收拾起来也是轻松愉快，就算是真正领会了用兵打仗的奥妙精髓，也为造势和任势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而韩信也指挥部队全线发起反攻。要在战场上最终赢得胜利，关键在于如何把已有的军事实力淋漓尽致运用起来，释放出来，发挥到位，也即是让静态的力转化为动态的势。《何博士备论·霍去病论》中讲得好：法有定论，而兵无常形。
这时，赵军猛然发现自己大营已全部插上汉军旗帜，大惊失色，纷纷逃散。在南方战场，策反九江王英布，让其进攻楚军侧背，牵制项羽。
战役一结束，刘邦就把韩信麾下的精兵调往荥阳一带，去正面抗击项羽的进攻。赵军向泜水（今河北获鹿南五里，现在已被湮塞）败退，被汉军追上，结果全部被歼灭，陈余被杀，赵王歇被俘。
赵军望见汉军背水列阵，无路可以退兵，都窃笑韩信不懂兵法，对汉军更加轻视。公元前二零五年，项羽在彭城大败刘邦，击溃了汉军主力。《孙子兵法·虚实篇》，如同李零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在孙子看来，最高的规则就是没有规则，没有规则，就是唯一的规则。刘邦采纳了这一建议，制定了规模宏大的作战部署。在作战方法上，循规蹈矩、按一般原则进行作战的为正兵，偷鸡摸狗、采取特殊战法破敌的为奇兵。总而言之，一切都应该从实际情况出发，当正则正，当奇则奇，因敌变化，攻守自如，从而牢牢地掌握战争主动权，进入驾驭战争规律的自由王国。
换句话说，势是战争指导者根据一定的作战意图，匠心独运，灵活地部署使用兵力和正确地变换战术所造成的有利作战态势。是以古之善为兵者，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
不过真正把它引人军事领域并作系统阐发的，孙子当之无愧是第一人。一般地说，常法为正，变法为奇。
正非奇，则无以取胜（武经总要前集卷四，《制度四·奇兵》）的作战原则相合。对孙子的兵学要旨也应该如此理解和运用，否则就会陷入纸上谈兵、胶柱鼓瑟的困境，成为赵括、马谡一样的笑柄。
而在战术变换上，则要做到奇正相生，奇正相变，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变化无端，出神入化：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继承和发展了孙子奇正相生思想，提出吾之正，使敌视以为奇。这方面，韩信背水阵破赵一役堪称典范。而快速突然和近距离接敌，造成险峻恐怖的态势，把握恰到好处的战机，采取猛烈而短促的行动节奏，则是造势任势的必有之义和最佳表现。
中国古代的理论范畴一般都很模糊，追求的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混沌境界，奇正的情况也一样，含义之蕴藉丰富，表述之隐晦曲折，令人回味深长，曲尽其妙。该书认为，把这规定为正，把那规定为奇，只是在军队平时教阅时才那样做，一旦到了战场上，那就无所不正，无所不奇，一切要依据具体的作战态势和敌情变化而定
在中国,现代的市场经济与商业化趋势,已经导致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的大幅度扩张,而儒学的价值理性正可以适应现代社会对于道德规范与精神文明的要求,以改善社会的伦理生活与精神生活,而使现代化趋向文化上平衡、结构上合理、伦理上合宜的发展,为现代化工程确立适当的人文环境。因而与一切古代文化传统如基督教、佛教传统一样,儒家思想与市场化和功利主义的现代化文明是有冲突的。
更重要的是,儒学是探求治国安邦长治久安的思想体系,这一特点使得儒学在现代化之中的中国社会重新显现出其长久的意义和价值。尤其是,战后东亚儒学文化圈内各国的经济起飞和中国经济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高速发展,证明了后发现代化国家并不需要先经过文化的自我革命才能实现现代化,受儒家文化滋养的社会完全有能力在开放的空间实现现代化。
在现代化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道德秩序和个人安身立命的问题日益突出起来,市场经济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带来了人与人关系的新的变化。(作者为清华大学教授) 来源：北京日报 时间：2018年07月09日 进入 陈来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儒学 现代化 人文环境 。如果从科学与民主来看,孔子本来非常重视好学博学,宋代以来的儒学特别强调格物致知,这些都为近代中国接引西方科学的输入奠定了基础。与其他外来的文化、宗教相比,在稳定社会人心方面,传统文化提供的生活规范、德行价值及文化归属感,起着其他文化要素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所以儒学对现代化的作用主要不是工具意义上的助推,而是坚持倡导与现代化市场经济相补充、相制约的伦理价值和世界观。当然,儒学不是鼓吹革命的意识形态,儒学也不是启动改革的精神动源,但儒家文化所熏陶的人士也重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近代以来的儒家士大夫如林则徐、魏源、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康有为、谭嗣同等,都是主张开放改革的仁人志士,百年来追求救国救民、追求民族复兴的人,往往都在其人生中践行了儒家倡导的精神价值。
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今的重要意义,除了确立民族文化根源和发展文化传承以外,主要不是为推动全球化、现代化的进程,而是在社会层面上,满足社会秩序、伦理、文化、心灵的需要,建设社会的精神文明;在政治层面上,探求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来构建共同价值观、巩固国家的凝聚力,积极地运用中国文化的资源以重建和巩固政治合法性。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没有自发地引导中国走入现代化社会,但中国文化的传统并不必然与模拟、学习现代的政治、经济制度相冲突,东亚各国在学习现代化中的成功就是证明。
应当肯定,单靠中国传统文化不可能完成现代化的任务,单靠中国传统文化也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文化有其自己的价值领域,那种把文化问题总是联结到现代化、全球化的单一思维应当改变。